这可不是在瞎说，就说说商鞅的观点，他认为天下需要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做牛做马的平民，另一种就是愿意为统治者付出生命的战士，凡是非农法兵的都是舍本逐利的奸民，因该统统打压，除了以上几点，还要让老百姓感觉外部敌对势力随时过来侵犯，这样才会感觉自己的朝廷是多么地温暖，这样才能听从统治者的指挥，这就是驭民之术，所以说善民治奸民者必乱之，反过来就是说让穷凶极恶者的刁民去当管理者，这些人心狠手辣，又会玩手段，善良的百姓才会听从管理，天下就会太平，所谓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外入内伐，商君书才是治国宝典啊。 章子俊是穿越五百年之人，当然知道里面的许多弯弯绕，就说到了往后的清朝，最厉害的驭民之术“三十三两白银”，“八股文”和“三十三两白银”扼杀了整个民族的精气神，乃至科技发展、创造力。 可以说只要迈进了进士这个门槛，就能感悟到朝廷治理国家的许多猫腻手法，如果此时你还是一腔热血，忠君爱国，那么想要最进一步是不可能的，就当踩上狗屎运，升官到了六品，接下去再想升一级千难万难，如果这个时候，你充分理解了朝廷的驭民之术，感悟透了“外入内伐”，一切的阻碍将迎刃而解，此时只要看学历、人缘、能力即可。 明朝什么官最大，不是品衔高，而是正五品这个职位，因为在明朝官阶中，不管是地方官还是京官，五品官职全是实权掌握者，比如六大学士，官阶都是五品，中极殿大学士、建极殿大学士、文华殿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、东阁大学士，而且在职仅一人担任。三公、三孤虽然品轶高，一看都是正一品从一品的，只是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，没有实际权力。 就说吏部，侍郎是正三品，可是权力却在五品郎中手中。户部就更加突显，每个省都有清吏司，这种代表朝廷户部的郎中都是正五品，虽然远在京城的左右侍郎官职更高，可实权全部在这些郎中手里。 再来说说“八股文”和“33两白银”之事，“八股文”主要是针对读书人。为了防止读书人“读书越多越反动”，就利用科举制度，以八股文的形式，把天下读书人全部陷入寻章摘句的“文化陷阱”之中。因为八股文是一种模板化的文章体裁，如果想要在科举中取胜，就只能苦苦背诵，皓首穷经。如此一来，读书人就没有别的功夫去思考政治上的事情，没有心思再去造反。如此，稳定了士族，统治便能初步稳定。 当然，除了读书人，天下更多的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历来，书生造反，三年不成，而农民起义，却能打出一个江山。刘邦、朱元璋便是明证。即使失败，像黄巢等，也会对大大动摇统治基础。于是，史上最狠的驭民之术“三十三两白银”政策就出现了。 到了清朝乾隆时期，一个中国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，他们的衣食住行等一年的支出却在35两。看清楚了，是中等农民，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佃农等最底层人，中等农民就是小地主，家有几亩薄田的那一些人，又或是有间小商铺，有一处产业能度日的商人，这些人是整个社会的中坚。 一个家庭年收入是33两白银，支出却在36两左右，这三两的差距会一直存在，就导致这个家庭一直处于负债状态下。如果这个家庭稍微不努力工作，就会挨饿。即使哪一年走了好运，收入增加了，也会通过各种税收等手段，把多出来的钱收回，始终保持“三两”的差距。这个“三两”的计算是多么精确呢？不会让这个家庭因为这“三两”而破产，又能让他们没有余力去经营别的事情，保持安稳工作的状态。如果哪一年歉收或发生灾害，收入达不到，负债增加，会不会造反呢？不会，这时候，朝廷会出面赈灾、免税，天下之民只会口称“皇帝万岁”感恩戴德。小农经济社会体制，保持稳定。 这个“驭民之术”有多可怕？天下之民，全都成为了一个麻木的劳作工具，在为朝廷打工，根本没有闲暇顾及除了自身之外的任何事情。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，许多人掉进河里，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，但是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。因为这位船夫陷于“33两白银”债务陷阱，他一旦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去救落水的人，他们能不能救起来还另说，就算是救起来，也没有任何好处。可是，如果自己耽误了工作，收入减少，那么等待一家人的可能就是挨饿。最后，那些落水的人，在大家的注视下慢慢殒命。 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是一个“饥饿的盛世”，是人为主观制造的“饥饿盛世”。既让人饿不死，又不让吃不饱，只能拼命的工作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封建统治才能达到最稳固的状态。但是，这种看似高超的驭民之术，却在无形中摧毁这一个民族的精气神。满清一代的中国人，始终保持着一个贫困、落后、愚昧的状态，科学技术、思想文化、医学卫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。 可以说“三十三两白银”这个政策是对中国人毒害最深的驭民